公安、檢察院、法院，我國的三級辦案制本來是一個層層監督從而保障執法公正的機制，但在民警杜培武遭刑訊逼供一案中，這三道關口都失去了扶正祛邪的功能。這是一次司法腐敗的“集大成”之作，是一次系統性的枉法從杜培武案看警察智商 ！ 僅僅憑主觀的推測就斷定一個人“故意殺人”，并進行了殘酷而野蠻的逼供從杜培武案看警察智商 ；然后在沒有任何可靠實證的情況下，僅憑屈打成招的口供，竟把一個人判處死刑。當一樁“鐵案” 已經塵埃落定的時候，只是因為真正的兇手被“意外”抓獲并供出殺人的犯罪事實，原來的“殺人犯”才奇跡般地重獲新生。云南戒毒所民警杜培武遭刑訊逼供一案之所以受到全國媒體和司法界的高度關注，其原因除了逼供手段的令人發指和案件的戲劇性變化之外，最重要的恐怕是此案給人們留下了很多值得反思的東西。 “刑訊逼供”算不上大新聞。這些年，此類案件時常見諸報端。但與以往的刑訊逼供案有所不同，這次刑訊逼供的對象是一名對法律相當熟悉的民警，他知道自己作為一個公民所擁有的權利，他也知道執法過程中應該履行的程序，在整個案件的審訊、起訴和審判過程中，他充分運用了自己的合法權利，并采取了幾乎一切可以保護自己的手段，然而都沒有取得應有的效果，因為他面對的是一群視法律為兒戲的執法者。 當辦案民警僅憑一張“傳喚證”就把他“留置訊問”而且一關就是10天的時候，他質疑辦案者沒有合法的法律手續，但得到的回答是：“想扣你就扣你，要什么法律手續！” 被抓不久，杜培武就為自己請了律師，依照法律規定，律師有權參加訊問，但辦案人員不讓杜的律師進審訊室。那些慘無人道的“高強度”審訊都是在沒有第三者參加的情況下進行的，這樣，刑訊逼供當然就不可能留下任何旁證。 在看守所里，他請駐所檢察官當著管教干部和眾多在押犯的面為自己驗傷、拍照，留下了刑訊逼供的鐵證，但檢察機關對此證據卻故意隱瞞。庭審中，當杜培武提出這個有力的證據時，公訴人竟然說“沒有找到”。更加讓人難以置信的是，到了今年6月，檢察院對兩名主要刑訊逼供者提起公訴的時候，那份原來“沒有找到”的證據又冒了出來，而且成了刑訊逼供的主要證據！ 杜培武偷偷地把一件被逼供者打爛的衣服夾帶到法庭上，并當眾展示，但對這一刑訊逼供的重要證據，審判長不但視而不見，而且幾次叫“被告人杜培武出示沒有殺人的證據”。稍具法律常識的人都知道“無罪推定”原理和“誰主張誰舉證”原則，公訴人控訴杜培武故意殺人，那么應該是公訴人拿出杜殺了人的證據，杜沒有舉證的義務，而在法官還沒有作出有罪判決前，杜應被視為無罪之人。 如果偵查人員依法辦案，刑訊逼供就不會發生；如果公訴人員依法辦案，一起冤案就可能被中止；如果審判人員依法辦案，所謂“故意殺人”根本就不能成立。公安、檢察院、法院，我國的三級辦案制本來是一個層層監督從而保障執法公正的機制，但在杜培武遭刑訊逼供一案中，這三道關口都失去了扶正祛邪的功能——偵查人員根據主觀需要不擇手段，公訴人根據設定的罪名取舍證據，審判者根據“有罪推定”的需要決定采信與否——面對事實，不能不承認，這是一次司法腐敗的“集大成”之作，是一次系統性的枉法！ 身為民警的杜培武沒有想到自己的“同事”們會那樣無視法律，就把希望寄托在檢察院身上，他失望了；再把希望寄托在法院身上，他絕望了。是什么讓一個原本顯而易見的錯案順利地通過一道道法律的關口？是什么讓這些號稱“以法律為準繩”、以主持公道為己任的執法者如此置法律于股掌之中？也許，公安偵查人員只是“破案立功”心切；也許，檢察人員是出于法法相護、維護政法隊伍“團結”的考慮；也許，審判人員接到了有關部門的“意見”或指示。但所有枉法行為都能以合法的形式來完成，都離不開根本的一點，那就是執法人員對法律的漠視——這種漠視就像是艾滋病毒，一旦感染和擴散，全身全系統都會失去免疫力——杜培武冤案就是公檢法同時失去免疫力的結果。雖然目前這種系統性枉法所聞不多，但人們有理由懷疑還有別的“杜培武”冤沉海底，因為像杜培武那樣能夠“意外”獲救的幾率畢竟太少了、太靠不住了……盛大林

杜培武案的簡單經過：1998年4月20日下午19時左右,昆明市公安局通訊處民警王曉湘及昆明市石林縣公安局副局長王俊波被人槍殺,隨后王曉湘丈夫、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被懷疑為作案兇手從杜培武案看警察智商 ，經過70多天公安機關和檢查機關高強度的偵查和審訊從杜培武案看警察智商 ，杜培武屈打成招從杜培武案看警察智商 ，于1999年2月5日昆明中級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判處杜培武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隨后杜培武上訴，二審改判杜培武為死緩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99年12月8日，杜培武被送到關押重刑犯的云南省第一監獄服刑。就當杜培武已經心灰意冷，絕望的寫下遺書的時候，案件峰回路轉，2000年6月中旬，昆明公安機關破獲楊天勇等搶劫殺人團伙案，繳獲王俊波被搶手槍（七七式，槍號：1605825）等贓物，犯罪嫌疑人供認1998年4月20日殺害“二王”系他們所為。在確鑿的證據面前，辦案人員發現所謂“杜培武報復故意殺人”純屬子虛烏有，于是經上級同意，由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宣告杜培武無罪釋放。

從民警到死囚，再從死囚到民警．杜培武經過從杜培武案看警察智商 了一生最坎坷的路。杜培武雖然已經澄冤昭雪，但是它的慘痛遭遇不得不讓人深思。仔細地分析杜培武冤案的整個過程，可以從一下幾個角度分析：

一：證明責任分配

證明責任乃訴訟的脊梁，雖然證明責任理論是從民事領域發展起來的，但是刑事訴訟領域證據責任分配更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在我國雖然沒有明確證明責任由作為公訴方的檢察機關擔任，但是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62條第三項的規定，認定被告人有罪必須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否則，人民法院將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成立的無罪判決，即由控方承擔敗訴后果，可見在我國已經承認了公訴機關的證明責任。

然而，在杜培武案審判過程中，審判長不但對杜培武的申辯視而不見，而且幾次叫“被告人杜培武出示沒有殺人的證據”。這種嚴重明顯違背舉證責任的原則，把舉證責任推向犯罪嫌疑人的做法，是造成冤案的重要原因。

無論在哪一民主法治國家，都不會讓一個人去自證其罪，每個人都有辯護和沉默的權利。而且在公訴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一般處于被控制的狀態，律師在案件的整個過程中又處于弱勢地位，由犯罪嫌疑人來找證據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在刑事訴訟中必須明確證明責任由公訴機關擔任。

二：證據禁止規則

證據禁止規則包括證據取得禁止和證據使用禁止，證據取得禁止是對偵查機關取得證據的過程中為一定的作為或不作為，而證據使用禁止則指違反取得禁止規范所得的證據在訴訟中應予排除。這就是要求對非法證據進行排除，禁止刑訊逼供、誘供、騙供。我國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了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第46條規定了重證據不重口供，在我國相關的司法解釋中也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然而，在杜培武案中， 據杜培武的陳述，他遭到了辦案者十分野蠻十分殘酷的刑訊，超出人的生理、心理忍耐極限，在酷刑下被迫承認自己實施犯罪。甚至為了取得法官的注意和信任，當著包括法官、公訴人、律師及幾百名旁聽者的面扯出被打爛的衣服證明他曾經遭到刑訊逼供，來證明他過去的有罪供述均是被迫的，然而可惜的是都被法官無視，而且這些來自刑訊逼供的證據法官都已證據來源合法有效，證據充分于用入案件判決之中。由此可見違反證據禁止規則是造成冤案最主要的原因。

三：自白的證據能力

縱觀我國兩千多年的法律傳統，“罪從供定”、“無供不定案”的思想一直是刑事審判的主流指導思想，甚至在現代法治社會的刑事訴訟領域，還殘留著“重口供、輕證據”的影子。這種思想的影響下辦案人員為獲取口供經常采取一些非正常甚至極端的方式對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從而導致刑訊逼供和冤家錯案的頻發。杜培武案就是在這種錯誤的思想下，遭受了殘酷的刑訊逼供，屈打成招，而且法官輕信被告人的供述，在沒有找到犯罪兇器,那把“七七”式手槍的情況下，只是以杜培武所穿長袖警服襯衣、及襯衣手袖射擊殘留物和附著泥土、作案車上泥土的鑒定和分析報告等證據定案，證據明顯不足。在這證據力不足的情況下倉促結案，造成冤案也是在所難免的了。

四:證據的來源及辦案思路

在我國的一些法官為消除社會影響，爭取快速結案，通常輕信自己的感性認識，先入為主，違反無罪推定原則，違反程序規定，通過口供尋找證據，然后捏造證據來證明口供的成立，以這樣的論證方式，來破案。在杜培武案中是非常明顯的，辦案警察先拘留杜培武，然后3天3夜不讓他睡覺以交代問題，然后進行測謊，接著刑訊逼供取得口供，虛構現場“剎車踏板”、“油門踏板”上有足跡附著的泥土的證據，最后公訴、定案。一套流程，違背刑事偵查的基本原則和要求，違背無罪推定，雖然很多時候能夠快速結案，找出真兇，但也很容易造成冤案。

總之，從杜培武冤案的教訓中，不難得出：如果公安、檢察院、法院等機關能夠摒棄“先去為主”、“重口供，輕證據” “罪從供定”的錯誤思想，堅持無罪推定原則，明確舉證責任，嚴禁刑訊逼供，排除非法證據，依照法律規定正當的程序，冤案才能防患于未然， 法律才能更大的實現正義.

是警察。

杜培武平反后重新回到公安隊伍。

令人震驚的楊天勇劫車殺人團伙案的告破從杜培武案看警察智商 ，使一起罕見的錯案———杜培武案終于水落石出。2000年7月11日從杜培武案看警察智商 ，蒙冤受屈26個月的杜培武被無罪釋放。他的親人、他的律師、他原來所在單位的領導、昆明市公安局的有關領導，一起到監獄接他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