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假錯案的申訴問題受網絡輿論影響的冤假錯案 ，實際上是指審判監督程序受網絡輿論影響的冤假錯案 ，又稱“再審程序”。是指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確有錯誤，依職權提起再行審理的特殊訴訟程序。目的在于對已生效而確實有錯誤的判決和裁定，通過再次審理并作出裁判予以糾正。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但是不能停止判決、裁定的執行。那么怎樣才能推翻冤假錯案呢?根據《刑訴法》規定，如果案件中存在：有新的證據證明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確有錯誤，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或者據以定罪量刑的證據不確實、不充分、依法應當予以排除的;或者證明案件事實的主要證據之間存在矛盾的等重大情形的，人民法院應當重新審判。如果經過審理確實能夠證明，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不清或者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撤銷原判決、裁定，判決宣告被告人無罪。即推翻了冤假錯案。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二條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的申訴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重新審判：(一)有新的證據證明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確有錯誤，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二)據以定罪量刑的證據不確實、不充分、依法應當予以排除，或者證明案件事實的主要證據之間存在矛盾的;(三)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四)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五)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的時候，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

那個案例也不是在輿論受網絡輿論影響的冤假錯案 的作用下重審的受網絡輿論影響的冤假錯案 ，有好多是累犯后招供招出來的，還有好多冤案在等著犯罪分子招供。從而耗費受害者的生命時間。多么殘忍呀。

從目前暴露出的冤假錯案的情況看受網絡輿論影響的冤假錯案 ，無論是趙作海殺人案、張氏叔侄強奸案受網絡輿論影響的冤假錯案 ，還是佘祥林等案件，案件本身并不復雜，辦案人員對認定犯罪事實的證據存在重大疑點的問題都很清楚，并由此導致案件多次被退回補充偵查或發還重審。如果公檢法任何一個機關能夠堅守法律底線，堅持定案證據標準，可以說不需要業務多么精通，就能夠作出正確判斷，避免悲劇的發生。但遺憾的是，就是這樣一些案件經過公檢法層層關口，經歷漫長時日，大多仍然是以“疑罪從有”、“疑罪從輕”的“留有余地判決”而告終。這也是這些案件引發公眾強烈不滿的主要因素。

而且，這些冤案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即案件在偵查階段均存在刑訊逼供，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被告人的供述定案。公安機關在取得嫌疑人的口供之后，馬上作破案、結案處理。而許多該固定、收集的證據沒有固定、收集。案件在公安、檢察和審判各階段幾經反復，往往是若干年過去，明知案件證據不充分、不扎實，但再要收集證據已時過境遷、為時已晚?？梢哉f重口供、輕客觀證據的觀念是公安機關偵查活動中最根深蒂固的錯誤觀念。而這些案件最終又因“亡者歸來”、“真兇出現”或“事實證據不足而被推翻”，形成冤假錯案。反觀之，如果能夠切實堅持“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毫無疑問，這些冤假錯案均不會發生。

因此，“疑罪從有”、“疑罪從輕”、“重口供、輕客觀證據”等錯誤刑事司法觀念，以及由此而來的刑訊逼供惡習，是絕大多數刑事冤假錯案發生的主要根源和成因。

錯誤理念形成的淵源

在受網絡輿論影響的冤假錯案 我國的法律體系中，《刑法》、《刑事訴訟法》是較早出臺的基本法律，歷經多次修改，相對于其他部門法而言，應該說都是比較成熟完善的法律制度，按理說刑事司法理念也應當比較先進。然而，現實情況并非如此。以核心的定罪量刑觀念看，傳統的、落后的價值觀，即“有罪推定”、“疑罪從有”、“疑罪從輕”、“留有余地判決”，不僅還普遍存在，而且還相當頑固。這些錯誤理念形

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受以下因素影響：

1.傳統刑事司法文化因素。中國封建時代司法的基本特征是刑、民不分，偵查、公訴與審判職能不分。刑事司法在歷史上長期缺乏職能分工、相互制約的傳統。而且我國傳統司法的模式，屬于典型的糾問式訴訟模式，刑訊逼供、有罪推定盛行，缺乏程序正義概念。這些傳統的刑事司法理念影響深遠，為偵查、公訴與審判相互制約帶來了不利因素。

2.新中國成立后的司法“專政”理論、“工具”理論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后很長時期，司法功能成為政治工具。重打擊、輕保護，“人權”、程序正義被當作資產階級法學概念和意識形態拋棄，辦案不講基本的訴訟程序。這些給人民群眾的法治意識、程序意識帶來長久負面影響。

3.連續開展的“嚴打活動”，對程序公正的沖擊?！皣来颉保绕涑跗诘摹皣来颉保瑸榱送怀觥皬闹貜目臁狈结槪诙ㄗ飿藴噬?，提出“兩個基本”原則，對證據制度產生極大損害，更助長了“有罪推定”、“疑罪從有”的觀念。

以上諸多因素形成了我國特殊的刑事司法理念，不僅長期影響著司法人員，而且影響著廣大群眾，甚至各級領導干部，并最終形成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觀念。

制度上的缺陷是冤假錯案產生的直接原因

1.立法上的不完善。

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經幾次修改，但至今并未明確規定實行“無罪推定”和“疑罪從無”原則。學者、實務人員只是從散見于《刑事訴訟法》總則和分則的若干條文中推論出這一原則。立法上的含糊其詞，是導致整個司法人員及社會認識錯誤，觀念錯位的重要因素。

我國刑事訴訟法沒有明確規定刑事被告人的沉默權。刑事訴訟法雖有不能強迫被告人自證其罪的規定，但又有被告人必須如實陳述、認罪從寬的規定。立法的不明確導致了公安偵查階段仍然重口供，刑訊逼供屢禁不止。

2.刑事訴訟結構上的缺陷。

隨著刑事司法改革的不斷推進，我國刑事訴訟抗辯式訴訟模式基本確立，“控、辯、審”三角訴訟結構初步形成，但是刑事訴訟制度中一些突出問題仍未得到有效解決，這就是強勢偵查、優勢公訴、弱勢審判的格局尚未根本扭轉。同西方國家的“審判中心”構造相比，我國屬于典型的“偵查中心”架構。由偵查中心向司法審判中心轉變進程緩慢、阻力重重，法院依法獨立審判在現實中還存在諸多困難。

3.公檢法三機關地位、職能不平衡，制約機制難以有效運行。

雖然《刑事訴訟法》規定，公檢法三機關既要實行互相配合，也要互相制約，但現實是，公安機關有強大的政府作后盾，具有強勢地位，而檢察機關既是公訴機關又是法律監督機關，在刑事訴訟中一身二任，具有明顯優勢。而且由于公安與檢察機關作為國家追訴部門在打擊犯罪上具有共同的職責，兩機關由此形成十分密切的“利益共同體”，兩機關之間主要是配合、監督關系而非制約關系。

按照“控、辯、審”三角訴訟結構的基本要求，司法審判與偵查、公訴職能更主要的是一種制約而非配合關系，但現實中這種制約功能發揮如何呢受網絡輿論影響的冤假錯案 ？筆者在某區法院旁聽的一起刑事案件開庭情況就很能說明問題。

該區檢察院檢察員在法庭上底氣十足地講道：“作為國家公訴人對××涉嫌犯罪一案提起公訴，同時對本庭訴訟活動實施法律監督?！睓z察機關的雙重身份使法院和法官處在被監督的地位，因擔心被找碴兒，也只能“重配合、輕制約”，法院對檢察的制約作用難以有效發揮。

清華大學教授張建偉對三機關的關系有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三機關的關系本來應該是“魏蜀吳”一樣“三足鼎立”，但實際上現在的公檢法的關系就像“劉關張”一樣，是“桃園三結義”。而我以為公檢法的現實關系更像是“張關劉”，即公安是“猛張飛”、檢察是“威武關公”，而法院是“柔弱劉備”。正是基于這一顛倒的地位和關系，導致法院對公檢制約的弱化。

4.非法證據排除、證人出庭等保障程序正當的制度雖已制定實施，但因缺乏配套措施，可操作性差，實際效果并不理想。另外，律師辯護制度薄弱，刑事辯護對控方的抗衡制約作用不能有效發揮。

社會環境對刑事司法活動的不當影響

刑事案件，特別是重大刑事案件容易引發受到公眾和媒體的高度關注，案發地的黨委、政府出于維穩的考慮，往往對案件處理作出明確具體的批示意見，這些意見對司法職權的正常行使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我們長期形成的重大案件公檢法聯合辦案等獨立于法律制度體系之外的習慣做法，也干擾了刑事司法職權的獨立行使。

另外近年來，公安、檢察機關出于政績考慮，實行不合理的考核指標，一味追求破案率、有罪判決率、抗訴率。造成辦案粗糙，甚至為盡快破案采取刑訊逼供。還有一些刑事案件通過網絡傳播引發全國關注，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干擾了司法機關正常辦案。

防范措施

找到了冤假錯案產生的根源，我們要做的就是對癥下藥，采取措施。筆者認為應從兩個方面下手：

1.切實轉變錯誤的刑事司法理念。轉變刑事司法理念，關鍵是刑事司法主體要轉變理念。作為刑事司法程序起始和基礎階段司法主體的公安人員，應當樹立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并重的理念受網絡輿論影響的冤假錯案 ；重程序規范，重客觀證據，不輕信口供；尊重司法規律，不一味追求數字、比率。

檢察機關應擺正位置，依法行使監督職責，不能利用監督權向審判機關施壓，追求有罪判決。

對于審判機關來說，轉變刑事司法理念更為關鍵。第一位的就是切實樹立“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刑事司法理念，堅決破除“有罪推定”、“疑罪從輕”的錯誤觀念；第二位的是要嚴格證據標準，堅決排除非法證據；第三二位的是要堅持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抵制各種外部干預，堅守法律底線；第四位的是堅持實體程序并重，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并重理念。

2.完善制度機制，堵塞漏洞。

一是完善立法。考慮到我國“有罪推定”、“疑罪從輕”等錯誤刑事司法理念的長期性、廣泛性和頑固性，《刑事訴訟法》要明確將“無罪推定”、“疑罪從無”作為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加以規定。

二是要真正落實司法審判中心主義，強化法院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及其對公檢的制約職能，打破審判與控訴重配合、輕制約的局面。

三是完善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的訴訟制度、機制，建立抵制各種不當干預的有效機制。

四是完善刑事訴訟制度的相關配套措施，確保取證、質證、認證的準確、合法，使被告人的“人權”和各種訴訟權利得到切實保障。